几十万移民，在帝国临近结束的年代，到圣保罗的一些大农场定居下来，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巴西人生活当中那种传统的慷慨、热情与友好的气氛。不讲卫生、缺少公共设施，又时常为流行病所侵袭的城市，只不过是一些广大而丑陋的村落罢了。务农的大家庭，都宁愿在他们的大庄园里居住，因为在那里，他们能够以较低的费用过着更为充裕的生活，而且完整无缺地保持他们的权力和社会威望。古老的北方大城市—贝伦、累西腓和巴伊亚(萨尔瓦多)，差不多是自治的文化中心。里约热内卢的四、五十万居民，散布在后来称为联邦区的广大区域里;它尽管是首都，但却不是全国的社会中心。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和南里约格朗德等省的人口不大稠密的城市中心，就更不重要了。

佩德罗二世密切地注视着公众的道德风尚。他对于在廉洁正直方面可疑的人，怀有本能的嫌恶，并且不肯原谅那些不适当或者不正派的行为。他那支著名的“决定命运的铅笔”，是供他圈点可疑者的姓名用的，它确实能够引起人们的惊恐。他私人生活中的高尚品德，对他那些政治和行政僚属来说，就是一个榜样，甚至是一种针贬。那时候，金钱还没有成为衡量价值的通用标准。绝大多数的公务人员都是诚实的模范。而且，这个正直传统十分强固，所以一直延续到共和国时代，甚至在“恩西利亚门托”时期(这是一个通货膨胀引起暴富和破产的时期，人们普遍地把它归罪于1890年共和国第一任财政部长鲁伊·巴尔博扎所公布的金融政策)，也经受住了到证券交易所去搞投机活动的巨大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