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在帝国时期的巴西没有成为一股有很大影响的社会势力，部分原因是教会的忠仆们品德和智力平庸，而主要地是因为它对国家处于从属的地位—这种情况，与佩德罗二世那种帝王对教会政治掌握绝对权力的严格主张，是完全符合的。巴西教会未曾有过那种使法国教士受到鼓舞的长期斗争的光辉传统，而这种传统，使得法国教士们心灵上的美德和品格，在革命时期和拿破仑专政时期，得到了加强。与此相反，巴西教会却效法了葡萄牙教会的榜样。因为它和帝国的官僚政治融合在一起，所以教士们受不到外界的激励来完成他们的使命。

大多数统治阶级所遵奉的天主教教义，都和皇帝所信奉的一样，即:虔诚的自然神论，一种无精打采、拘泥外表的宗教仪式，以及一种永久性的恐惧，害怕被别人当成是教皇至上主义者，或庇护九世那套异教谬论的拥护者。在私人家庭生活中，宗教的崇拜，具有一种诗意的和传统的形式，而在许多方面，都和罗马人对家庭守护神的崇拜相似。在广大的群众(其中大部分是奴隶和奴隶的后裔)里边，宗教祟拜很自然地带着一些令人想起非洲拜物教的活生生的痕迹。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纪律和风俗很容易变得松弛。教士与人姘居，轻易地就受到了宽恕，在乡村地区，尤其如此。教士集团里的一些成员，其中包括领导过重大政治斗争，或者作为政治首领而受到敬畏的人物，也都毫不在意地夸耀他们的私生子。在一个有官方宗教而禁止共济会秘密结社的国家里，竟不单是政治家，而且连天主教的教士们都是共济会会员。巴西关于见习修道士的禁令，当时正在迅速地消灭着修士会，它们的大量教堂财产，从而就变成了公共的产业。

维塔尔.德，奥利维拉阁下，不到三十岁，便得到了乌林德(一度是伯南布哥省的首府)主教的职位，他在1872年，决定发起一个宣扬道德和严明纪律的整肃运动。他精力充沛、斗志旺盛，有点象个年轻的拉姆内。他禁止其管区的教士去参加共济会会员举行的仪式。他按照他自己的逻辑，并凭借着巴拉省主教安东尼奥·德·马塞多·科斯塔阁下的支持，竟然采取了更进一步的措施:强迫天主教教友会公开放弃它们立下的共济会誓言。不服从他的时候，他便下令将教友会和教堂的职权一并停止。这样一来，教会和政府之间就发生了冲突，因为没有政府的明文批准，便不可能改变民法，而教友会是按照民法组织起来的。

共济会的主要首领里奥·布兰科子爵所主持的内阁，并不打算同这两位主教妥协。当他们拒绝撤销该项停止职权的命令时，政府便在国务委员会的支持下，把他们传到法庭上审讯。他们被判了四年苦役，只不过将该项刑罚改为单纯的监禁。

一年半之后，当卡夏斯公爵出任首相时，他们受到政府的特赦。但是君主国和教会之间的严重纠纷(尽管与世俗政权有过几个世纪外交来往的罗马教廷甘心把它忘掉)，却使巴西教士们的愤懑久久未能磨灭。这帮教士即使没有走得太远，以至于公开依附共和主义运动，他们至少也是对帝国的命运失去了兴趣。

然而，我们需要分析的主要是帝国的经济生活，因为帝国崩溃的主要原因，毫无疑问应该从这方面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