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的君主制度为什么会在1989年11月15日清晨轻而易举地被推翻呢?这个问题，在各有千秋的编年史作者和历史学家当中，曾经引起长期的论战。而当年那些对共和国的降临负有(或自认为负有)最大责任的一班人，彼此之间发生的意见不和，又自然要使作家学者们难以明断是非。这班人的争吵，在事过五十多年之后，据那些对互相矛盾的文件进行钻研的人们看来，似乎有点不切本题。因为，这班人当时所以相争不已，就在于要争夺这次不流血而战胜了一个政治制度的胜利荣誉，而这个政治制度，实际上是被它那种从一开始便容易地患染上的疾病消耗罄尽之后，自行消亡的。

今天，当我们研究共和国诞生的直接原因时，我们有两个条件，比最初研究它们的那些人优越。这就是我们不受时代激情的影响，并且有了新的政治实验的教训。1934年那次迅速完成的革命〔当时瓦加斯获得了政权〕，便使我们对1889年发生的事件，格外地增加了心理上的理解。既然巴西的一般民众的思想倾向还远远没有安定下来，她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不稳，而且又缺少具有政治远见的领袖，所以相似的事实便会产生相似的结果。

巴西从她独立的时候起，便企图探索出她自己的命运，即她存在的意义。因为对过去那些饱含着喧嚣的热情和救世主般的天真抱负的实验很快就感到了厌倦，她已经轻易地沉溺于一些其他的实验了。她所以具有很大的忍耐力，基本上是由于她害怕发生某种更糟糕的情况。

佩德罗二世王朝所能得到的最大赞美，便是”它延续的时间很长。当年〔1840年，当时佩德罗十四岁〕，它作为一项临时解决办法，通过“达到成年”的阴谋，而强加于这个国家之后，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奇迹在于:它是靠佩德罗自己的行动创造的，而不是靠他所建立的那种来自外国的制度—君主制度创造的。一等他的沮丧、他的幻灭以及他在体力和智力上的早衰都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时候，这座古老的建筑物便不可避免地崩溃了，因为它的基础非常薄弱。人们可能要说，巴西的第二位皇帝既不知道怎样替他的继承人作准备，也没有想去准备。在君主制度的最后阶段，他所表现的那种奇怪的漠不关心态度，看来就好象是一个人已经听天由命，睁着双眼向死亡走去。

人们千百次地说过，帝国的元气当时已经丧尽了。它那种家长制的氛围环境，是一种抚慰国民的温水浴，但它不能吸引住青年一代的兴趣，他们正在同各种伟大的世界新思潮热心地进行着接触。甚至它的老一辈文职官员，也早就对它那危在旦夕的局面感到幻灭而漠然置之了(1930年，在行政和议会方面占据关键性职位的政治领袖，也陷入了类似的思想状态)。如果说当初对这位少年皇帝—“国家的孤儿”所表示的同情心，曾经大大有助于他的王朝的生存，那么，对这位年老而多病的君主所表示的尊敬和怜悯，便只会延长它临终的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