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中央集权制，使各省的发展遇到了困难。因此，成立联邦政府的想法，在较富足的区域里极为盛行。由中央政府任命的省长，一般并不接触当地的问题。他们追求逐步晋升官职，只想讨好他们的政党和他们为之效命的内阁。

杰出的政治家们，其中如塔瓦雷斯·巴斯托斯，早就指出过极端中央集权制的恶果。北方的贫穷省份抱怨说，他们贡献给中央政府的，要比他们从那里得到的多，而南方的富裕省份则抱怨说，他们的首创精神正在遭到破坏。有见识的君主主义者，如鲁伊·巴尔博扎和若阿金·纳布科，却认为使帝国同联邦制协调起来是可能的。在政治上，自治区并不占重要地位。地方行政机构，由声名狼藉、营私舞弊的选举机器控制着，而后者是由大约15万名或者20万名成问题的、无足轻重的选举人所组成的，他们全都缺乏自治精神和公民的意识。公务人员是诚实的而且往往也很勤勉，但他们对中央政府那种严密的隶属关系，却造成了官僚政治的文簇主义和拖拉现象，这就使他们把仅有的那点工作效率也都失掉了。

那些不曾被帝制时期议会政治的假象所欺骗的少数政治家和政客，偶而也指出过形势的真实情况，如:连续不断的商业萧条;关于货币发行权的政策变幻无常，有时只将这种权利授给国库，有时又只授给银行，有时又允许这二者同时发行货币;利率很高;80%或90%的农村财产，负有抵押债务;没有全国的贸易区，运输和信贷系统极不稳定;以及奴隶劳动对国民生活所造成的无法补救的毒害等。只有属于那个小小阶层的政客，身穿夜礼服的皇帝，土地大王，佩带金穗缓带的大臣，那些在炎热的气候里身穿大礼服，全神贯注于《两个世界的评论》以及维多利亚女皇时代英国议会里考虑和谈论什么的议员—只有这些利己主义迷住了心窍的人，才看不见巴西是个怪物。

宫廷生活，在政府各部和议会走廊里悄声进行的密谋，占去了政府首脑们的大部分时间和注意力。这些人当中，也包括具有无可争辩的才干和真诚爱国心的人士。皇帝，长期以来对琐细的工作或者行政事务的严密监督失掉了兴趣。在普遍不满的气氛里，他长期在位的巨大贡献，大部分已被人们遗忘了。可是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气氛也许使临时政府所承担的复兴工作减少了一些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