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在第一共和国灭亡后，于1834年接受了“市民国王”路易·菲利普的资产阶级统治，作为法国的君主制传统与英国式议会自由主义之间的一种妥协办法。1789年革命的过火行动，她记忆犹新，这使得她对共和国产生了恐惧。但是十八年之后，由于对一个缺乏胆略或威望的政府感到厌倦，她便赞美起拉马廷所说的“傲慢无礼的革命”来了，其结果只能是，四年后又在重新发生恐慌的痛苦之中，屈从于拿破仑三世的帝国主义。法国和巴西的情况，存在着某些相似的地方。

宣布年轻的佩德罗已届成年的宣言，预先阻止了共和国的建立，而在逻辑上，共和国本来是应该紧接在摄政时期之后就立即出现的。这个宣言也是君主制度(它促成了国家的独立)与自由主义理想之间的一种妥协方式。只有到了1922年，由于佩德罗一世王朝的诞生，巴西的独立才有可能巩固。那个时期的伟大人物，尤其是杰出的若泽·博尼法西奥，对于历史的现实，都有正确的看法。摄政时期的骚乱，明显地表现出联邦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愿望，而且在一小批巴西上层人物中间，引起了唯恐国家分裂的惊俱不安。贝尔纳多·德·瓦斯康塞洛斯那次著名的反叛，清楚地反映出这位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对激进自由主义的恐惧。

因为巴西安然地度过了她历史上最动荡和最有趣的阶段(即第一王朝和随后的摄政时期)所发生的革命骚动，她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便得出结论说，只是由于第二王朝的仓卒建立，国家的统一方才得到维护。然而，通过假想将事实恢复到本来的面目，便会把我们引向一个不同的结论。

各地区间缺乏或根本没有相互联系，某些州见识浅薄地渴望分离，对殖民地时期那种独立自给省份的愚蠢怀念，经济制度尚未发展成熟，这一切都威胁着巴西，但是她的统一，却仍然被语言、宗教和种族等固有的紧密联系给巩固起来，而且在一个共和国的统治下，也很有可能继续保持下去。她和南美洲其他共和国一样，有可能把革命的期间延长一时，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智力上和精神上的猛烈冲突，也有可能使这个国家年轻的民主制度变得更为有力、更加牢固。这样，巴西的性格中有了坚强的骨气，她就有可能比她的实际经历提早七十年度过国内的灾难和斗争时期。从开始时期起，佩德罗二世的统治，用一句旧话来说，就只是一贴不对症的消炎药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最初引起的希望和信心，很快就消失了。